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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托新发现的奥地利藏《中外新闻七日录》和英国藏《广州新报》原件，本文重新考察了19世纪中后期广东报业发展的基础史实和新闻观念。文章论述了几个关键问题：其一，《中外新闻七日录》停刊于1871年，当前提及的1868年、1870年等均不准确；其二，《广州新报》承接《中外新闻七日录》而来，两者有继替关系；其三，《广州新报》是综合性新闻刊物，是西方对中国展开医学传教活动的产物；其四，作为广东地区

　　依托新发现的奥地利藏《中外新闻七日录》和英国藏《广州新报》原件ღ◈✿，本文重新考察了19世纪中后期广东报业发展的基础史实和新闻观念ღ◈✿。文章论述了几个关键问题ღ◈✿：其一ღ◈✿，《中外新闻七日录》停刊于1871年ღ◈✿，当前提及的1868年ღ◈✿、1870年等均不准确ღ◈✿；其二ღ◈✿，《广州新报》承接《中外新闻七日录》而来ღ◈✿，两者有继替关系ღ◈✿；其三ღ◈✿，《广州新报》是综合性新闻刊物ღ◈✿，是西方对中国展开医学传教活动的产物ღ◈✿；其四ღ◈✿，作为广东地区第一份以“新报”命名的刊物ღ◈✿，《广州新报》在空间层面广泛呼应各地商业报刊的新闻观念ღ◈✿，在时间层面承接教会报刊的实践理念ღ◈✿，提供了一个较为独特的“新报”样本ღ◈✿，代表着近代广东中文报业的过渡状态ღ◈✿。

　　本文系2023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海外馆藏清代稀见中文报刊的发掘ღ◈✿、编目与研究”（2023SJZD093）研究成果ღ◈✿。

　　《中外新闻七日录》（以下简称《七日录》）与《广州新报》是19世纪中期广东中文报刊的典型代表ღ◈✿，均由外国传教士创办（蒋建国ღ◈✿，2007ღ◈✿：52）ღ◈✿。对于前者ღ◈✿，学界常以台北华文书局1969年的影印原件作为核心史料加以考察（刘家林ღ◈✿，1990ღ◈✿；蒋建国ღ◈✿，2008）ღ◈✿；对于后者ღ◈✿，学界主要依据相关中英文文献记载为主体展开论述ღ◈✿。此情形下ღ◈✿，学界围绕两份刊物形成一系列基本认识ღ◈✿，也留下不少未解疑惑ღ◈✿，集中表现为以下几方面ღ◈✿。

　　一是《七日录》究竟何时停刊？目前有两种观点ღ◈✿，一种认为影印本《七日录》收录内容所止步的1868年1月23日即为停刊日期ღ◈✿；另一种则认为该刊止于1870年ღ◈✿。目前该问题悬而未决（赵晓兰ღ◈✿，吴潮ღ◈✿，2011ღ◈✿：286）ღ◈✿。二是《广州新报》办刊情形如何？具体包括ღ◈✿：第一ღ◈✿，创刊时间争议ღ◈✿。目前有1806年ღ◈✿、1865年和1868年三种说法ღ◈✿，尚且难有定论ღ◈✿。第二ღ◈✿，办刊定位争议ღ◈✿。从报名上看ღ◈✿，该刊接近于综合类刊物ღ◈✿，但既有研究的大量论述都指明它是我国最早的医药期刊（陈小卡ღ◈✿，2020ღ◈✿：122）ღ◈✿，或认为该刊以医药知识为主ღ◈✿，附带刊登国内外新闻（王尊旺ღ◈✿，2003）ღ◈✿。第三ღ◈✿，办刊形式争议ღ◈✿。尽管学界多认定《广州新报》用中文出版发行ღ◈✿，但不少学者认为它以中文版ღ◈✿、日文版ღ◈✿、英文版三种形式发行（陈小卡ღ◈✿，2020ღ◈✿：122）ღ◈✿；三是《七日录》与《广州新报》是何关系？学界认为它们是同一时期ღ◈✿，即1860年代同时出现于广州的两份中文报刊（宁树藩ღ◈✿，2018ღ◈✿：987）ღ◈✿，但并不认为它们彼此存在某些关联ღ◈✿；四是《广州新报》与《西医新报》有何关系？不少人指出ღ◈✿，前者于1884年（亦有研究者认为是1880年）改名为后者ღ◈✿，两者为同一刊物的不同阶段（章文钦ღ◈✿，2009ღ◈✿：399）ღ◈✿。

　　笔者在海外图书馆发现了新史料ღ◈✿。奥地利国家图书馆（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藏有4份日期不同的1869年《七日录》原件（影印版史料仅涵盖1865年-1868年）ღ◈✿，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藏有46期《广州新报》原件ღ◈✿。以新发现报刊为基础ღ◈✿，本文试图解决上述争议问题ღ◈✿。下文探讨ღ◈✿，不仅期望考订既有论述中的史实偏差ღ◈✿，也期望从办报方式ღ◈✿、新闻观念等角度发掘相关刊物具备的新闻传播史意义ღ◈✿。

　　当前学界使用的《七日录》影印原件始于1865年2月2日第1号ღ◈✿，止于1868年1月23日第155号ღ◈✿。奥地利图书馆所藏4份原件均为1869年ღ◈✿，分别是该年度1月13日第206号ღ◈✿、1月21日第207号ღ◈✿、1月28日第208号ღ◈✿、2月4日第209号ღ◈✿。目前未看到学界研究《广州新报》原件ღ◈✿，本文搜集的原件始于第1号ღ◈✿，止于第48号ღ◈✿，缺41ღ◈✿、42号ღ◈✿，共46期ღ◈✿。新发现原件能够对19世纪广东新闻史多个基本史实进行考订补遗ღ◈✿。

　　第一ღ◈✿，《七日录》终刊于同治十年正月十九日ღ◈✿，即公元1871年3月9日ღ◈✿。既然发现1869年的《七日录》原件ღ◈✿，该刊止于1868年的说法自然站不住脚ღ◈✿。确切停刊日期ღ◈✿，可借助《广州新报》推断出来ღ◈✿。《广州新报》第1号显示ღ◈✿，它创于同治十年正月二十日ღ◈✿，即1871年3月10日ღ◈✿，目前学界认定的1806ღ◈✿、1865ღ◈✿、1868三种创刊年份说法均不准确ღ◈✿。《广州新报》自称由“七日录改式”（广州新报ღ◈✿，1872年2月2日）而来ღ◈✿，前者的创刊与后者的停刊在时间上应当大体接近ღ◈✿。《广州新报》第1号上刊登了一篇名为《续印上当事书》的文章ღ◈✿。其中提到这篇文章“昨于《七日录》节印过半ღ◈✿，兹特续刊”（广州新报ღ◈✿，1871年3月10日）ღ◈✿。可见原本由《七日录》登在1871年3月9日的文章ღ◈✿，现由改版后的《广州新报》在第二天续登ღ◈✿，前一日即为《七日录》终刊日ღ◈✿。简言之ღ◈✿，《七日录》终刊于1871年3月9日ღ◈✿，紧随其后的第二天ღ◈✿，也就是1871年3月10日ღ◈✿，《广州新报》正式创刊ღ◈✿。

　　第二ღ◈✿，《广州新报》创办于《七日录》停刊后的第二天ღ◈✿，两者有继替关系ღ◈✿，既可以把它们视为两种不同刊物ღ◈✿，也可以将它们视为同一份刊物的不同阶段ღ◈✿。之所以突出这一点ღ◈✿，有两个原因ღ◈✿。一方面ღ◈✿，学界时常认为这两份刊物是同时出现在19世纪中期广州城内的两份不同的刊物ღ◈✿，显然是误解ღ◈✿，它们前后相替ღ◈✿，并无时间交集ღ◈✿；另一方面ღ◈✿，它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解读历史资料ღ◈✿，不致出现史料误读ღ◈✿。例如ღ◈✿，1871年8月5日出版的第147号《中国教会新报》载有《广东造谣诬西人》一文ღ◈✿，该文注明转载自“七日录”ღ◈✿。若不能意识到《七日录》与《广州新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同一份刊物ღ◈✿，很容易认为前者的停刊日期并非1871年3月9日ღ◈✿。事实上ღ◈✿，该文首发于1871年7月21日的第20号《广州新报》ღ◈✿，原标题为《冐捏放毒》ღ◈✿，其内容与《广东造谣诬西人》完全相同ღ◈✿。

　　第三ღ◈✿，《广州新报》承接了《七日录》的很多版面特征ღ◈✿，但也出现一些明显变化ღ◈✿。两者相同的地方有三点ღ◈✿：其一ღ◈✿，两份刊物均为单页周刊ღ◈✿；其二ღ◈✿，篇幅大体相当ღ◈✿。专题文章每期大体在六篇左右ღ◈✿，少则四五篇ღ◈✿，多则七八篇ღ◈✿；其三ღ◈✿，报头与中缝的版式设计基本一致ღ◈✿。譬如两份刊物均在页面顶部用大号字体横向书写了报纸名称ღ◈✿，且名称左侧书写发行时间ღ◈✿。两份刊物不同的地方ღ◈✿，也有三点ღ◈✿：其一ღ◈✿，《广州新报》取消公元纪年ღ◈✿，仅采用年号纪年ღ◈✿，而《七日录》则同时采用两种纪年方法ღ◈✿。可以看出ღ◈✿，《广州新报》更明确地以中国人作为其核心读者ღ◈✿；其二ღ◈✿，《广州新报》取消《七日录》自第106号以来在刊物版面上以大号字体在左右两侧印刷各类宗教劝诫语录的形式ღ◈✿，淡化了宗教宣传色彩ღ◈✿；其三ღ◈✿，《广州新报》同时出现纵向与横向两种版面分栏方式ღ◈✿，《七日录》仅出现横向分栏ღ◈✿。《广州新报》每个版面都采用上下左右ღ◈✿、纵横结合的两种分栏方式ღ◈✿，容纳信息量更大ღ◈✿，与现代报纸更为接近ღ◈✿。

　　第四ღ◈✿，《广州新报》是以中文编纂发行的刊物ღ◈✿，不存在所谓的日文版和英文版ღ◈✿。认为《广州新报》存在多语言版本的观点在既有研究成果中多次出现ღ◈✿，让人不得不严肃对待ღ◈✿。笔者发现ღ◈✿，最早提及该观点的ღ◈✿，可能是王尊旺（2003）发表的《嘉约翰与西医传入中国》一文ღ◈✿。该文得出上述观点ღ◈✿，援引史料为1890年英文文献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中国新教传教士大会记录》）ღ◈✿。笔者找到该文献后ღ◈✿，发现其中确实有一张表格记载了《广州新报》的基本情况ღ◈✿。值得注意的是ღ◈✿，该文献给《广州新报》列出了英文名称ღ◈✿，分两行撰写ღ◈✿，第一行写“The Canton News”ღ◈✿，第二行写“[ China, Japan & the East”ღ◈✿。照此推断金星jxd游戏下载ღ◈✿，该刊似乎确实存在中ღ◈✿、日等多个语言版本ღ◈✿，可事实并非如此ღ◈✿。该文献所载表格是范约翰（John Marshall Willoughby Farnham）统计的中文报刊名录ღ◈✿，每份报刊都同时罗列中文报名和它的英文译名ღ◈✿。但是表格中有一个例外ღ◈✿，即序号16的刊物The Flying Dragon Reporter for China, Japan & the Eastღ◈✿，它仅被列出英文名称ღ◈✿，未列出中文名称ღ◈✿。这份刊物的中文名称是《飞龙报篇》ღ◈✿，在英国伦敦出版ღ◈✿。因表格空间有限ღ◈✿，该英文报名在表格序号16那一行未能被完全容纳ღ◈✿，转而将名称的后半部分“China, Japan & the East”上移至表格序号15的对应行数ღ◈✿，并用“[”号加以区分ღ◈✿。而序号15对应的中文报刊ღ◈✿，恰是《广州新报》ღ◈✿。此前研究者可能未注意这一排版细节ღ◈✿，也可能不熟悉《飞龙报篇》ღ◈✿，将“China, Japan & the East”看成对《广州新报》的描述ღ◈✿，出现了误读ღ◈✿。

　　第五ღ◈✿，《广州新报》可能停刊于同治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ღ◈✿，即1872年2月2日ღ◈✿，与1880年创办的《西医新报》无承接关系ღ◈✿。关于《广州新报》停刊时间ღ◈✿，笔者未找到直接的史料论据ღ◈✿。尽管不少史料都曾注明该刊的停刊时间ღ◈✿，但都与所得报刊原件不符ღ◈✿，因而是错误的ღ◈✿。笔者推论ღ◈✿，所寻《广州新报》原件的最后一期ღ◈✿，即1872年2月2日发行的第48号ღ◈✿，就是终刊号ღ◈✿。一方面ღ◈✿，该刊第48号的《本馆谨启》一文提到“惜流通未畅ღ◈✿、限于篇幅ღ◈✿，尚冀善重译者起而广之”ღ◈✿，表明办刊过程并不顺利ღ◈✿，难以为继的可能性很高ღ◈✿；另一方面ღ◈✿，《广州新报》创刊后ღ◈✿，《中国教会新报》时常转载其所登新闻ღ◈✿，被转载的最后一条新闻是《香港禁白鸽票谕》（中国教会新报ღ◈✿，1872）ღ◈✿，正是《广州新报》第48号所登新闻ღ◈✿，此后《中国教会新报》再没有出现相关转载记录ღ◈✿。综合多方史料ღ◈✿，可以肯定《广州新报》出版时间并不长ღ◈✿。亦因如此ღ◈✿，不少论著提及的《西医新报》系《广州新报》更名或改版而来的说法也无法成立ღ◈✿。《西医新报》创刊于1880年而非1884年ღ◈✿，此时《广州新报》停刊已久ღ◈✿，无承接关系ღ◈✿。二者的直接关联www.918.comღ◈✿，是创办人均为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ღ◈✿。嘉约翰曾指出ღ◈✿，“长期以来想要创办一份中文医学刊物的目标ღ◈✿，在这一年（指1880年）实现了”（Keerღ◈✿，1881）ღ◈✿。可见创办《西医新报》是嘉约翰的一项新行动ღ◈✿，它并非从《广州新报》改版而来ღ◈✿。

　　《广州新报》是《七日录》改头换面后的接续产物ღ◈✿，这是学界未注意到的重要史实ღ◈✿。人们忽视二者关联的原因不难理解ღ◈✿，因为前者由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嘉约翰创办ღ◈✿，后者由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湛约翰（John Chalmers）主持ღ◈✿，前者设在广州博济医局（Canton Pok Tsai Hospital）ღ◈✿，后者设在广州惠爱医馆（Kam-li-fau Hospitalღ◈✿，又称金利埠医院）ღ◈✿，除了同在广州之外ღ◈✿，两个刊物看起来毫不相干ღ◈✿。既如此ღ◈✿，为何两者存在继替关系？其背后的原因ღ◈✿，又能为理解19世纪的广东新闻史带来哪些新的观察或思考？回答这些问题ღ◈✿，需要和“医学传教”活动结合起来ღ◈✿。其中牵涉到两份报刊分别所属的两家医院ღ◈✿，牵涉到一个重要的传教士组织——在华医务传道会（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ღ◈✿，还牵涉一个关键人物ღ◈✿，即前文提到的《广州新报》创办者嘉约翰ღ◈✿。

　　西方传教士医学传教活动的正式兴起ღ◈✿，源自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ღ◈✿，他是美部会派到中国的第一位医学传教士ღ◈✿。伯驾有两项举动与此后的广东新闻业变迁密切相关ღ◈✿：一是在1835年11月4日创办广州眼科医局（Ophthalmic Hospital at Canton）ღ◈✿。1855年ღ◈✿，眼科医局由嘉约翰掌管ღ◈✿，后在被毁重建时取名“博济医局”（嘉惠霖ღ◈✿，琼斯ღ◈✿，2009:120-121）ღ◈✿，这正是《广州新报》所在的医院ღ◈✿；二是伯驾在1838年推动成立“在华医务传道会”ღ◈✿。传道会成立后ღ◈✿，伯驾的眼科医局成为管理该组织的医院ღ◈✿，后来的博济医局依然如此ღ◈✿。早在1835年ღ◈✿，来华西医郭雷枢（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就曾主张各国派遣医生传教士来华ღ◈✿，眼科医局和传道会组织的创办将这类理念转化为行动ღ◈✿，影响到此后西方的对华传教策略ღ◈✿。譬如ღ◈✿，英国“伦敦会来华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 Medhurst）于1836年回英国休假两年期间ღ◈✿，极力主张伦敦会应派遣传教医生到中国ღ◈✿，又在巡回各地演讲时不断宣扬医药传教的理念”（苏精ღ◈✿，2020ღ◈✿：133）ღ◈✿。这直接影响到另一个人成为了来华的医学传教士——合信（Benjamin Hobson）ღ◈✿。合信是英国伦敦会派在广州行医传教的第一人ღ◈✿，他于1848年在金利埠地区开设了隶属于英国伦敦会的另一家医院ღ◈✿，即惠爱医馆ღ◈✿，也就是后来《七日录》所在的医院ღ◈✿。

　　1865年以前ღ◈✿，在华医务传道会管理着广州博济医院ღ◈✿，医院的管理者是嘉约翰ღ◈✿，而同时期的英国伦敦会也有一家惠爱医馆ღ◈✿。转折点发生在1865年ღ◈✿，从这一年开始ღ◈✿，惠爱医馆在数次更换管理者且难以为继的时候ღ◈✿，被正式移交给嘉约翰ღ◈✿，成为在华医务传道会在广州拥有的第二家医院ღ◈✿。1866年1月17日ღ◈✿，嘉约翰指出ღ◈✿，1865年的“9月1日ღ◈✿，惠爱医馆已经移交到我的管理之下”ღ◈✿。如此ღ◈✿，同时由嘉约翰管理ღ◈✿，并同时隶属于在华医务传道会的医院便有了两家ღ◈✿。对本文来说ღ◈✿，1865年是关键年份ღ◈✿，它正是《七日录》创刊的时候ღ◈✿。那么ღ◈✿，由湛约翰在惠爱医馆创办的《七日录》是否与嘉约翰有关？

　　答案是肯定的ღ◈✿，尽管难以还原其中的全部细节ღ◈✿。同为美国传教士的那夏礼（Henry Vernum Noyes）在回忆录中给出了一整段的办刊历史描述ღ◈✿，信息量很大（Noyesღ◈✿，1914）ღ◈✿：

　　它是我所知道的中国第一份中文报纸ღ◈✿。其发起人（originator）ღ◈✿、筹办人（promoter）和出版人（publisher）是嘉约翰博士ღ◈✿，它的主编（leading editor）通常是湛约翰……它每周发行ღ◈✿，单面印刷在一张大约1平方英尺的纸上ღ◈✿，在街上售卖的价格是1文钱ღ◈✿。它的账面总是亏损（deficit）ღ◈✿，会议成员只能通过捐款和购买的方式应付该问题ღ◈✿。人们对此感到厌倦ღ◈✿，于是把它重新推给嘉约翰博士ღ◈✿。嘉约翰不仅为刊物出资ღ◈✿，也编辑了它ღ◈✿。而在这一两年的时间里ღ◈✿，我曾是它名义上的出版人ღ◈✿。

　　这段内容ღ◈✿，基本符合已知史实ღ◈✿，除了《七日录》售价是2文钱而不是1文钱这个小的错误ღ◈✿。这段回忆录中最关键的ღ◈✿、全新的观点ღ◈✿，无疑在于它指出嘉约翰是《七日录》真正的创始人ღ◈✿，嘉氏本人曾直接编辑过该刊ღ◈✿，且那夏礼本人担任过该刊的出版人ღ◈✿。

　　笔者认为ღ◈✿，回忆录所述此类情节基本属实ღ◈✿。尽管缺乏直接史料ღ◈✿，但几个关键细节印证了回忆录的真实性ღ◈✿。第一ღ◈✿，湛约翰ღ◈✿，包括接替湛约翰编辑《七日录》的丕思业（Charles Finnery Preston）ღ◈✿，与嘉约翰同属在华医务传道会成员ღ◈✿，他们的相互交往非常密切ღ◈✿，回忆录并不违背这一事实ღ◈✿。第二ღ◈✿，嘉约翰1867年曾中途突然介入《七日录》的发行销售工作ღ◈✿。该刊第106-113号中ღ◈✿，刊物中缝处的发行人明确写上了“谷埠美国人嘉氏发售”ღ◈✿。当时正值湛约翰ღ◈✿、丹拿（F. S. Turner）双双离开ღ◈✿，丕思业接任主编的过渡期ღ◈✿，整个刊物的编辑人员ღ◈✿、编辑地点ღ◈✿、发行人员ღ◈✿、发行地点等安排相当混乱ღ◈✿。嘉约翰在这一时期短暂现身并承担发售工作ღ◈✿，表明他事实上是刊物背后的管理者ღ◈✿。他还主动给傅兰雅（John Fryer）寄去了《七日录》ღ◈✿，傅在1867年4月29日给嘉约翰的信中也将其称为“你的中文报纸（your Chinese newspaper）”（戴吉礼www.918.comღ◈✿，2010ღ◈✿：282）ღ◈✿。与之类似ღ◈✿，一篇专门介绍《七日录》的文章也表示ღ◈✿，“它是一份很有用的出版物……可以从嘉约翰博士那里订购”（Missionary Recorderღ◈✿，1867）ღ◈✿。第三ღ◈✿，嘉约翰应该确实直接承担了《七日录》后期的编辑工作ღ◈✿。目前已发现的最晚一期《七日录》是在1869年2月4日发行的ღ◈✿，仍由丕思业主编ღ◈✿。虽然此后直至1871年3月9日的停刊号均未有原件问世ღ◈✿，但丕思业已于1870年4月抵达美国旧金山（Baldwinღ◈✿，1870）ღ◈✿，直到1871年下半年才再次来到广州（The Record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ღ◈✿，1871）ღ◈✿。也就是说ღ◈✿，《七日录》1870-1871年的主编肯定不是丕思业ღ◈✿。如果那夏礼所言不差ღ◈✿，最后1-2年的《七日录》应该是嘉约翰自己编的ღ◈✿，而那夏礼是“名义上的出版人”ღ◈✿。第四ღ◈✿，那夏礼承担“名义上的出版人”亦合情理ღ◈✿，因为彼时嘉约翰的妻子正是那夏礼的妹妹（区结成ღ◈✿，2020ღ◈✿：252）ღ◈✿。作为办刊活动的亲历者ღ◈✿，上述回忆在关键情节上不会有很大偏差ღ◈✿。

　　由此可判定ღ◈✿：（1）《七日录》的发起人ღ◈✿、出版人其实是嘉约翰ღ◈✿，但主要的编辑工作最开始由湛约翰承担ღ◈✿，后来则依次由丹拿ღ◈✿、丕思业接手ღ◈✿；（2）丕思业回国后ღ◈✿，即1870年4月至1871年3月ღ◈✿，《七日录》的编辑工作回到了嘉约翰手上ღ◈✿。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广州新报》能够直接从《七日录》改版而来ღ◈✿，因为它们本就是同一人主持的报纸ღ◈✿；（3）早期《七日录》主要在惠爱医馆编辑发售ღ◈✿，改版后的《广州新报》则转移到博济医局ღ◈✿，除了因为嘉约翰同时是两家医院的管理者ღ◈✿，可以因人事安排差异自由选择两份刊物的出版地点ღ◈✿，还因为惠爱医馆所在大楼于1870年被出售和拆除ღ◈✿，医馆不得不关闭（Keerღ◈✿，1871）ღ◈✿。

　　笔者大费周章地论述两份刊物的内在联系ღ◈✿，并非只是为了考证两者同根同源ღ◈✿、一脉相承的史实ღ◈✿，还期望借此对中国新闻业金星jxd游戏下载ღ◈✿，尤其是广东新闻业有一些新认识ღ◈✿。

　　第一ღ◈✿，“医生即报人”“医局即报馆”构成19世纪中国报刊事业发展的一条独特路径ღ◈✿。《七日录》与《广州新报》均由传教士医生嘉约翰推动ღ◈✿，又同时在医局内编售ღ◈✿，堪称此种路径的最佳代表ღ◈✿。鸦片战争后ღ◈✿，此路径与“书局加报馆”“书院加报馆”等办报路径结合在一起ღ◈✿，建立起19世纪中国报业的生长点ღ◈✿。该世纪五十年代ღ◈✿，较有影响的几份中文报刊中ღ◈✿，《遐迩贯珍》（1853）关联“香港美华书院”ღ◈✿，《六合丛谈》（1857）关联“上海墨海书馆”ღ◈✿，而宁波的《中外新报》（1854）则由医学传教士玛高温（Daniel Jerome Macgowan）创办ღ◈✿。六七十年代ღ◈✿，此种格局依然强劲ღ◈✿。《福音新报》（1875）关联“福州美华书局”ღ◈✿，《格致汇编》（1876）关联“上海格致书院/室”ღ◈✿，而除了前文所述两份刊物分别关联广州惠爱医馆与博济医局ღ◈✿，《中西闻见录》（1872）同样关联了“北京米市施医院”ღ◈✿。

　　第二ღ◈✿，以嘉约翰为典型ღ◈✿，医学传教活动对广东新闻业的发展有着显著影响ღ◈✿。作为19世纪最重要的西医之一ღ◈✿，嘉约翰不仅在医院建设ღ◈✿、医学教育等领域成就卓著ღ◈✿，同样在广东新闻史上留下许多遗产ღ◈✿。他的一生至少与4份中文报刊联系在一起ღ◈✿，分别是《七日录》（1865）ღ◈✿、《广州新报》（1871）ღ◈✿、《小孩月报》（1874）以及《西医新报》（1880）ღ◈✿。前两份刊物交替持续了至少8年ღ◈✿，填补了19世纪中期广东中文报业的真空ღ◈✿；他的《小孩月报》是最早一批儿童刊物ღ◈✿，虽很快停刊ღ◈✿，但“他劝服了上海的范约翰接手”（Noyesღ◈✿，1914）ღ◈✿，延续到20世纪ღ◈✿；《西医新报》同样如此ღ◈✿，它常被视为最早的中文医药刊物ღ◈✿。以一人之力ღ◈✿，贯穿单个地方20多年新闻史ღ◈✿，并开创性设立多份不同类型刊物ღ◈✿，在19世纪极为罕见ღ◈✿。若非依托医院ღ◈✿、医局等空间场所以及作为教会医生的特殊身份ღ◈✿，显然难以实现ღ◈✿。二次鸦片战争后ღ◈✿，广州十三行作为中西跨文化交流的优势地位逐步淡化ღ◈✿，中国报刊事业的重心转移到香港ღ◈✿、上海ღ◈✿，并不断向内地延伸ღ◈✿。恰恰是医学传教活动串联了该时期广州报业ღ◈✿，构成一道奇特景观ღ◈✿。

　　第三ღ◈✿，医学与传教的结合ღ◈✿，医生与报人的结合ღ◈✿，医学传教活动使19世纪中期的广东新闻业以多重路径嵌入同时期的国内外新闻业发展脉络ღ◈✿。早在伯驾来华前ღ◈✿，美部会就在给他的指示中指出ღ◈✿，“你将用学到的内外科知识……去减轻人民身体的痛苦ღ◈✿，但你不能忘记ღ◈✿，除非它们成为福音的女仆ღ◈✿，它们不能吸引你的注意”（海达德ღ◈✿，2015ღ◈✿：146）ღ◈✿。因此ღ◈✿，他们不仅是中西医学的中介ღ◈✿，中西宗教的中介ღ◈✿，也不得不成为中西文化的中介ღ◈✿。嘉约翰等人的相关办报活动ღ◈✿，正是宣传西方宗教的重要文化手段ღ◈✿。我们应当知道ღ◈✿，《中外新报》创办者玛高温最早就是在华医务传道会的成员ღ◈✿，《小孩月报》创办的时间恰是海外各类儿童刊物大行其道的时候ღ◈✿，《七日录》曾转引过伦敦《飞龙报篇》的文章观点ღ◈✿，而参与声名卓著的上海《万国公报》工作的花之安（Ernst Faber）早期其实是嘉约翰《广州新报》的稳定撰稿人（详后）ღ◈✿。通过个人交往ღ◈✿、组织互动ღ◈✿、国际交流ღ◈✿，医学传教活动将广州新闻业纳入到19世纪中西方报业演进纵横交错的文化网络之中ღ◈✿。

　　稍显激进的学界观点认为《广州新报》是我国境内最早出现的中文医药刊物ღ◈✿，温和一些的观点则认为它主要登载医药内容ღ◈✿，附带刊载新闻ღ◈✿，或认为该刊介绍的科学知识中以医药学知识居多ღ◈✿。这些观点都不准确ღ◈✿。《广州新报》其实是一份以海内外时事新闻为主要内容ღ◈✿，兼及医学ღ◈✿、教育ღ◈✿、化学等各类科学知识ღ◈✿，同时附带宗教宣传和新闻评论的综合性刊物ღ◈✿。该报几乎不登广告ღ◈✿，46期原件中仅6期出现简短“告白栏”ღ◈✿，内容均为推广嘉约翰及其所在博济医局的书籍或药物ღ◈✿。这符合该刊自我定位ღ◈✿，即“一通中外之情俾视重瀛如指掌ღ◈✿，一辨真伪以免趋向歧迷ღ◈✿，一辑各种新奇如医疗方药及水火机器”（广州新报ღ◈✿，1871年3月10日）ღ◈✿。

　　首先ღ◈✿，大量登载国内外新闻ღ◈✿，篇幅有时能占到整个版面的1/2以上ღ◈✿。报道对象上看ღ◈✿，主要包括英国ღ◈✿、德国等外国新闻ღ◈✿，以及北京ღ◈✿、上海ღ◈✿、香港等外省市新闻ღ◈✿。信息来源来看ღ◈✿，主要是转载沪港两地中文报纸ღ◈✿，不定期选录传统京报ღ◈✿，有时翻译在华外文报纸ღ◈✿。与《七日录》相比ღ◈✿，《广州新报》的一大特色ღ◈✿，在于它给大部分登载的文章都直接注明了信息来源或作者名字ღ◈✿。沪港两地中文报纸ღ◈✿，是该报国内外新闻最直接的信息源头ღ◈✿。《香港中外新报》《香港近事编录》《上海新报》等是《广州新报》频繁转载的对象ღ◈✿。对于京报ღ◈✿，《广州新报》没有像此后《申报》那般重视ღ◈✿，也没有稳定转载ღ◈✿，和《七日录》情况基本一致ღ◈✿。可见ღ◈✿，与同时期沪港两地商业中文报刊注重航运ღ◈✿、电报等信息获取方式不同ღ◈✿，《广州新报》在国内外新闻报道方面没有稳定的独立信息源ღ◈✿，几乎完全靠转载支撑版面ღ◈✿。偶有借助电报等方式独立获取的国内外新闻ღ◈✿，则会以诸如《本馆新闻》等醒目标题注明ღ◈✿。

　　其次ღ◈✿，广东本地新闻是《广州新报》新闻报道的亮点ღ◈✿，但内容较少ღ◈✿，很少超过整个报纸版面的1/4ღ◈✿，经常不到1/8ღ◈✿。本地新闻通常被放置在“琐闻”专栏下ღ◈✿，有时也会直接以“羊城新闻”“羊城近事”等文章标题或专栏标题的形式出现ღ◈✿，以广州市的新闻报道为最多ღ◈✿。本地新闻篇幅长短不一ღ◈✿，有时只有一句话ღ◈✿，如“三月廿六日原任广东巡抚李公福泰薨于粤西任所”（广州新报ღ◈✿，1871年6月2日）ღ◈✿，多条新闻拼成一个本地新闻专栏ღ◈✿。有些本地新闻也会独立成篇ღ◈✿，如第31号刊载的《新会近事》一文 （广州新报ღ◈✿，1871年10月7日）ღ◈✿，视信息获取的丰富程度而定ღ◈✿。本地新闻多未注明信息来源ღ◈✿，根据信息内容判断ღ◈✿，它们应当直接来自博济医局相关人员在广东本土的所见所闻ღ◈✿，包括亲身经历ღ◈✿、投稿通信ღ◈✿、官府通告ღ◈✿、官宪牌示或广东地方的古代报纸辕门报等ღ◈✿，如“广府宪牌示ღ◈✿，定于廿四日开考府属文童试”（广州新报ღ◈✿，1871年6月2日）这则报道ღ◈✿，信息来源就是广州府的牌示ღ◈✿。

　　再者ღ◈✿，医学ღ◈✿、教育ღ◈✿、化学等科学知识类文章虽数量不多ღ◈✿，但不仅稳定出现ღ◈✿，而且单篇文章篇幅很长ღ◈✿。若1-2篇的相关文章出现在同一期ღ◈✿，则会占据整期刊物1/2左右的版面ღ◈✿，如《英国火车路》（湛雅各ღ◈✿，1871年8月18日）一文便占据当期刊物版面的一半ღ◈✿。主题上看ღ◈✿，各种类型的科学知识均有出现ღ◈✿。笔者对46期原件所载相关内容进行了粗略统计（部分只言片语且未赋标题的短论未统计）ღ◈✿，发现该报以物理化学类的一般知识（如制陶ღ◈✿、炼钢等）以及西方教育学知识为最主要内容ღ◈✿，医药知识其实并不凸显（见表1）ღ◈✿。

　　从来源上看ღ◈✿，这些文章来自多个渠道ღ◈✿。一是对其他书籍的转载ღ◈✿，如《航海金针》《格物入门》等ღ◈✿；二是对其他报纸的转载ღ◈✿，如《活字版考》一文便是从《中国教会新报》转载过来的（王谦如ღ◈✿，1872年1月19日）ღ◈✿；三是来自其他在华西人的供稿ღ◈✿，包括花之安ღ◈✿、艾约瑟（Joseph Edkins）等ღ◈✿。

　　最后金星jxd游戏下载ღ◈✿，《广州新报》也会出现宗教宣传ღ◈✿、新闻言论等其他内容ღ◈✿，但数量很少ღ◈✿，且不定期出现ღ◈✿，没有固定版面ღ◈✿。对于宗教知识ღ◈✿，该刊多半还是来自对其他宗教书籍的转载ღ◈✿，这些书籍包括《圣经之史》《圣经新约》等ღ◈✿。新闻评论与之类似ღ◈✿，《广州新报》登载的评论文章不少是转载沪港报纸新闻时一并转引的ღ◈✿。该报自身撰写的言论只有几篇ღ◈✿，有的未署名ღ◈✿，可能是嘉约翰本人所作ღ◈✿，如31号登载的《劝勿贩淫书》ღ◈✿。较有意思的是ღ◈✿，该报46-48号连续登载一篇中文小说ღ◈✿，这也是该报明确登载的唯一一篇小说ღ◈✿。该小说是《张远两友相论》的续作ღ◈✿，而《张远两友相论》是米怜（William Milne）创作的第一部公开发行的章回体白线世纪翻印次数最多的中文小说ღ◈✿，当时在传教士及中国读者中广为流传ღ◈✿。该书创造的叙事框架数十年间一直深刻地影响着在华传教士的写作”（宋莉华ღ◈✿，2005）ღ◈✿。《广州新报》对该书续作的连载ღ◈✿，有其独特的文学史和传播史意义ღ◈✿。

　　以上是对《广州新报》内容的梗概式介绍ღ◈✿。在此之外ღ◈✿，该刊在新闻资讯报道和科学知识传播实践中ღ◈✿，有两个比较突出的亮点ღ◈✿，值得进一步说明ღ◈✿。

　　第一ღ◈✿，该报对“神仙粉”事件的报道较为集中ღ◈✿，表明此类事件确实触碰到了医学传教活动的核心利益ღ◈✿。该事件大致情节是ღ◈✿，“1871年6月间ღ◈✿，华南地区流传外国传教士主使施放毒药害人的谣言ღ◈✿，其中又以广东佛山地区最盛ღ◈✿，并且引发东莞石龙地区教堂被毁ღ◈✿，教民房屋被焚事件”（张照ღ◈✿，2010）ღ◈✿。广东“神仙粉”事件还扩散到福州ღ◈✿、厦门ღ◈✿、宁波等地ღ◈✿，导致“许多不明真相的民众又将矛头对准了西方医生和医院ღ◈✿。他们以此为名ღ◈✿，拆毁了很多医院ღ◈✿，迫使部分医生停止营业”（王尊旺ღ◈✿、李颍ღ◈✿，2010ღ◈✿：141）ღ◈✿。《广州新报》从第20号起ღ◈✿，直至第25号ღ◈✿，连续6期刊登该事件的新闻和评论ღ◈✿。作为周报ღ◈✿，相关报道的时间跨度达40多天ღ◈✿，这在该报中是绝无仅有的报道规模ღ◈✿。“神仙粉”事件是同时涉及传教活动与医疗活动的重要教案ღ◈✿，给医学传教活动带来很大的冲击ღ◈✿。在华医务传道会关于1871年广东医院活动的年度报告中ღ◈✿，嘉约翰即以此事作为报告开篇ღ◈✿，指出“席卷这个国家的‘神仙粉’热潮减少了门诊病人的数量”（Keerღ◈✿，1872）ღ◈✿。为此ღ◈✿，《广州新报》不仅时刻关注该事件进展ღ◈✿，更是破天荒地发表3篇原创长篇新闻评论质询事件本身的诸多疑点ღ◈✿，指责“神仙粉”事件对西人西医的污蔑ღ◈✿。它指出ღ◈✿，“粤人选事ღ◈✿，层出不穷ღ◈✿，前污西人以拘捉华孩ღ◈✿，兹复捏以派药放毒ღ◈✿，其居心叵测”（广州新报ღ◈✿，1871年7月21日）ღ◈✿。学界对“神仙粉”事件多有撰述ღ◈✿，《广州新报》的连续报道提供了来自本地媒体的新观察视角ღ◈✿。

　　第二ღ◈✿，该报邀请德国传教士花之安作为特约供稿人ღ◈✿，它不仅是花氏早期参与中文报业的典型活动ღ◈✿，也是他此后相关著作底稿的首发机构ღ◈✿。据统计ღ◈✿，46期《广州新报》原件有不低于23期都发表了花之安的作品（绝大部分署名ღ◈✿，少部分可结合其他史料推定）ღ◈✿，且他的文章基本都发表在该报的头版头条ღ◈✿，是该报当之无愧的第一撰稿人ღ◈✿。23期中累计发表15篇文章ღ◈✿，多篇分期连载ღ◈✿。笔者发现ღ◈✿，15篇文章构成花之安在两年后ღ◈✿，也就是1873年出版的《大德国学校论略》一书底稿ღ◈✿。该书后曾更名《德国学校论略》《泰西学校论略》以及《西国学校》等ღ◈✿，是“鸦片战争后比较系统地论述西方近代教育制度的开山之作”“在晚清知识阶层中广为传布ღ◈✿，并成为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提出‘远法德国ღ◈✿，近采日本’的教育改革方针的文献依据之一”（肖朗ღ◈✿，2000）ღ◈✿。尤当注意的是ღ◈✿，花之安译述这批文章ღ◈✿，恰是《广州新报》主动邀请的结果ღ◈✿。该报表示ღ◈✿，“布国迩来基业恢宏ღ◈✿，蒸蒸日上ღ◈✿，武功文德ღ◈✿，炳如日星ღ◈✿，皆书院培育人才之力也ღ◈✿。本馆忻然慕治ღ◈✿，寅请布牧师花译其章程ღ◈✿，续为刊刻ღ◈✿，以公同好”（广州新报ღ◈✿，1871年5月5日）ღ◈✿。晚清教育史ღ◈✿、新闻史ღ◈✿、出版史等领域对《德国学校论略》多有研究ღ◈✿，但无不忽视了其与《广州新报》之间最初的媒体关联ღ◈✿。花之安在该报发表的初稿与此后成书也有很大不同ღ◈✿，这对学界从报刊史ღ◈✿、传播史金星jxd游戏下载ღ◈✿、版本史等多个角度理解西方教育知识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有重要价值ღ◈✿。

　　李秀云（2004ღ◈✿：37）指出ღ◈✿，“从19世纪中叶开始ღ◈✿，人们开始认识到近代意义上的‘新闻纸’与中国古老的‘邸报’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ღ◈✿，开始出现‘新报’的称呼”ღ◈✿。《广州新报》是广东地区第一份被命名为“新报”的新式报刊ღ◈✿。19世纪中期ღ◈✿，宁波出现《中外新报》ღ◈✿，上海出现《上海新报》ღ◈✿，香港出现《香港中外新报》ღ◈✿，福州出现《福音新报》ღ◈✿，汉口出现《昭文新报》等ღ◈✿，俨然在各通商城市形成遥相呼应的“新报”网络ღ◈✿。将《广州新报》置于19世纪中后期“新报”的实践脉络中加以观察ღ◈✿，它的独特性立刻凸显出来ღ◈✿。

　　该时期命名“新报”的报刊有两种实践类型ღ◈✿，一种以《上海新报》《香港中外新报》等为代表ღ◈✿，此后在《申江新报》中被发扬光大www.918.comღ◈✿，它们采用商业化运作模式ღ◈✿，立足城市定位ღ◈✿，凸显商业新闻ღ◈✿、本地新闻的重要性ღ◈✿；另一种则以《中国教会新报》《福音新报》等为代表ღ◈✿，它们虽不乏新闻信息ღ◈✿，但淡化城市定位ღ◈✿，强调以宗教内容或科学知识等实现传教目标ღ◈✿，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中外新报》ღ◈✿。然而ღ◈✿，诞生于1871年的《广州新报》却与这两种类型都不完全匹配ღ◈✿。据上文分析可知ღ◈✿，《广州新报》从报名开始就定位于广州这座城市ღ◈✿，在版式和内容上非常注重国内外新闻信息ღ◈✿，这很接近第一种类型ღ◈✿。同时ღ◈✿，它又给予科学知识与新闻报道几乎同等重要的比重ღ◈✿，且广州本地新闻的篇幅较为稀少ღ◈✿，这又很接近第二种类型ღ◈✿。就此而言ღ◈✿，《广州新报》是一个奇特的“新报”样本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独特的实践方式带来何种影响？对我们理解近代“新报”媒介又有何种意义？

　　实践方式的背后ღ◈✿，是特定观念的支撑ღ◈✿。《广州新报》的独特运作ღ◈✿，源于它同时吸纳了教会报刊与商业报刊的新闻观念ღ◈✿，并尝试将它们糅合在同一份刊物当中ღ◈✿。关于这一点ღ◈✿，可以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展开分析ღ◈✿。

　　从空间上看ღ◈✿，《广州新报》与沪港两地的多个商业报刊互动密切ღ◈✿，它们确实同属19世纪中国“新报”网络的一部分ღ◈✿。上一部分提到ღ◈✿，《广州新报》以国内外时事新闻作为最主要的登载内容之一ღ◈✿，而这批新闻多半来自同时期沪港两地的商业报刊ღ◈✿，它对沪港两地新报的依赖非常明显ღ◈✿。这表明ღ◈✿，从办报内容到理念www.918.comღ◈✿，19世纪中期的广州报业对同时期的沪港商业报刊十分熟悉ღ◈✿，且多有参照ღ◈✿。早在《七日录》时期ღ◈✿，该报已与沪港商业报刊联系密切ღ◈✿，前述《上海新报》傅兰雅给嘉约翰的信件中ღ◈✿，就提到要从《七日录》等穗港两地报刊中为《上海新报》采集新闻信息ღ◈✿，并指出嘉约翰等人在《七日录》中未能对修改并转载的《上海新报》文章予以必要说明ღ◈✿，流露出不满情绪（戴吉礼ღ◈✿，2010ღ◈✿：282）ღ◈✿。广州《七日录》曾要求该报的投稿者“送新闻纸来ღ◈✿，函内求写一真名ღ◈✿，复求写一别号”等要求ღ◈✿，并指出“香港新报如是ღ◈✿，上海新报如是ღ◈✿，本馆不能不如是”（中外新闻七日录ღ◈✿，1867年10月3日）ღ◈✿，亦可见其对沪港地区新闻观念的借鉴ღ◈✿。尽管无从知晓嘉约翰将报纸名称从“七日录”改为“新报”的具体原因ღ◈✿，但能够肯定的是ღ◈✿，它无疑是19世纪中期中文报刊命名潮流的一部分ღ◈✿。进一步说ღ◈✿，此种互动的空间甚至不局限于国内ღ◈✿，《七日录》曾专门发表一篇文章ღ◈✿，论述了伦敦中文商业报刊《飞龙报篇》关于办报活动的认知观念（中外新闻七日录ღ◈✿，1867年6月28日）ღ◈✿。从时间上看ღ◈✿，《广州新报》和《七日录》办报理念不仅一脉相承ღ◈✿，而且接续了鸦片战争以来教会报刊的许多基本观念ღ◈✿，并被此后教会报刊延续下来ღ◈✿。这集中体现在《广州新报》（1871年3月10日）的发刊词当中ღ◈✿，全文摘录如下ღ◈✿：

　　新报之设也ღ◈✿，拟集遐迩之大观ღ◈✿，用佐足迹之未逮ღ◈✿。比来火轮舟舶ღ◈✿，骆驿往还ღ◈✿，邮递风驰ღ◈✿，神速倍昔ღ◈✿。此外复有电机遥布ღ◈✿，若无新闻纸以为播宣ღ◈✿，则隅处者将壅于传闻ღ◈✿。中外事理ღ◈✿，奚由而悉ღ◈✿。况泰西电线ღ◈✿，不日绕抵香港金星jxd游戏下载ღ◈✿，则新报宜复设于广州ღ◈✿。本新报之旨有三ღ◈✿，一通中外之情俾视重瀛如指掌ღ◈✿，一辨真伪以免趋向歧迷ღ◈✿，一辑各种新奇如医疗方药及水火机器ღ◈✿。夫学问贵乎相资ღ◈✿，巨识每繇扩览ღ◈✿，以中外之大ღ◈✿，其所见所知ღ◈✿，故多可因以翻陈出新ღ◈✿。垂采而推毂ღ◈✿，是所望于博雅之君子ღ◈✿。

　　第一ღ◈✿，《广州新报》明晰了新闻记事增广见闻ღ◈✿、沟通远近的基本功能ღ◈✿。以新闻纸传播中外新闻ღ◈✿，并使得偏远之人能够洞明远近时事ღ◈✿，不再闭塞于传闻异辞ღ◈✿，是该报对报纸信息沟通功能的直观认识ღ◈✿。第二www.918.comღ◈✿，格外强调新闻纪事的真实性要求ღ◈✿。该报提及的三项宗旨ღ◈✿，第一项意在表明其注重新闻报道ღ◈✿，第三项表明其注重科学知识ღ◈✿，均从内容分类上来谈ღ◈✿，唯独第二项突然提到要“辨真伪以免趋向歧迷”ღ◈✿，可见其对内容真实问题的高度重视ღ◈✿。事实上ღ◈✿，此办报理念承接《七日录》而来ღ◈✿，它曾多次发表文章阐发报道真实的重要性ღ◈✿，主张“凡传新闻ღ◈✿，务求真确而扬善贬恶ღ◈✿，一切不敢持以偏心”（中外新闻七日录ღ◈✿，1867年2月7日）ღ◈✿。第三ღ◈✿，强调运用报刊传播科学知识的重要性ღ◈✿。该报主张“学问贵乎相资ღ◈✿，巨识每繇扩览”ღ◈✿，与此前《七日录》所说的“为格物致知之一助”（中外新闻七日录ღ◈✿，1865年2月3日）亦一脉相承ღ◈✿。

　　将《广州新报》和《七日录》的办报理念与此前教会报刊略加比较ღ◈✿，便不难发现其中的承接性ღ◈✿。例如ღ◈✿，香港的《遐迩贯珍》（1853）主张“创论通遐迩”ღ◈✿，《广州新报》则要求“集遐迩之大观”ღ◈✿；宁波的《中外新报》（1854）倡导“序事必求实际”（浙江省新闻志编纂委员会编ღ◈✿，2011ღ◈✿：1084-1085）ღ◈✿，《广州新报》则诉诸“辨真伪以免趋向歧迷”ღ◈✿；上海的《六合丛谈》（1857）期望“通中外之情ღ◈✿，载远近之事……务使苍穹之大ღ◈✿，若在指掌”ღ◈✿，《广州新报》则追求“通中外之情俾视重瀛如指掌”ღ◈✿。笔者认为ღ◈✿，《七日录》和《广州新报》对《遐迩贯珍》等早期教会报刊的理念借鉴非常明显ღ◈✿。《遐迩贯珍》1856年停刊时曾表示ღ◈✿，“前所刊布者ღ◈✿，共得三十三号ღ◈✿，愿诸君子珍而存之ღ◈✿。或者中邦人士ღ◈✿，有志踵行ღ◈✿，则各省事故ღ◈✿，尺幅可通ღ◈✿，即中外物情ღ◈✿，皆归统贯ღ◈✿，是所厚望也”（遐迩贯珍ღ◈✿，1856）ღ◈✿。嘉约翰等人显然遵从了《遐迩贯珍》的建议ღ◈✿，该刊停刊多年后ღ◈✿，1866年第71号的《七日录》和1871年第2号的《广州新报》依然在转载《遐迩贯珍》十多年前发表的文章ღ◈✿。可以说ღ◈✿，正是《广州新报》及其前身《七日录》将19世纪50年代所开创的传教士中文报刊办报模式带到了六七十年代的广州ღ◈✿，并与同时期沪港两地的其他中文报刊遥相呼应ღ◈✿。既有研究指出ღ◈✿，19世纪传教士报刊在新闻报道活动中形塑了“益闻”传统ღ◈✿，“注重阐述道理ღ◈✿，格外强调报道真实与新闻伦理”（操瑞青ღ◈✿，2018）ღ◈✿，非常强调新闻真实问题的《广州新报》无疑是这类传统在19世纪70年代广东地区传承与延续的典型ღ◈✿。

　　商业与宗教两种报刊观念的糅合ღ◈✿，看似博采众长ღ◈✿，但也带来《广州新报》的局限性ღ◈✿，它其实未能很好地实践自身所宣扬的各项“新报”主张（尤其是首个办报宗旨“通中外之情俾视重瀛如指掌”）ღ◈✿，这可能也是导致它“流通未畅”ღ◈✿、影响有限的一个重要因素ღ◈✿。

　　一方面ღ◈✿，作为一份立足特定城市的报纸ღ◈✿，《广州新报》的本地新闻数量稀少且质量不高ღ◈✿。上海的《中国教会新报》虽时常转载该报ღ◈✿，但通常只转载其转载的香港报纸中所述的国内外新闻ღ◈✿；香港的《中外新闻七日报》（1871年6月24日）也曾转载过该报文章ღ◈✿，但同样不是它的本地新闻ღ◈✿。《中外新闻七日报》曾专门开设“羊城新闻”专栏ღ◈✿，其内容甚至比《广州新报》对广州地区的报道更为丰满ღ◈✿；另一方面www.918.comღ◈✿，与同时期《上海新报》以及稍晚的《申报》相比ღ◈✿，《广州新报》很少登载评论ღ◈✿，也未见其接受华人来稿ღ◈✿，信息来源局限在华西人的交际网络中ღ◈✿。与此相对ღ◈✿，该报恰恰在科学知识的传播上ღ◈✿，有大量原创内容ღ◈✿。结合这两点来看ღ◈✿，《广州新报》其实既不“广州”（本地新闻不仅数量不多ღ◈✿，质量也不高）ღ◈✿，也不“新报”（科学知识而非新闻报道更具原创性）ღ◈✿。它更像一个杂糅体ღ◈✿，在新闻信息层面借鉴《上海新报》等注重新闻报道的办报模式ღ◈✿，在科学知识层面又充分借鉴《六合丛谈》等注重科学知识的办报模式ღ◈✿，两种观念模式的杂糅并重反而使它缺乏了内容特色ღ◈✿。

　　出现此种现象ღ◈✿，直接原因就是在两种观念的糅合之下ღ◈✿，《广州新报》的办报定位与办报主体之间存在某些难以调和的冲突ღ◈✿。从报纸命名ღ◈✿、版面布局ღ◈✿、栏目设置等外在形式上看ღ◈✿，《广州新报》模仿的对象是《上海新报》和《香港中外新报》等商业报纸ღ◈✿，它们立足上海ღ◈✿、香港等城市ღ◈✿，以新闻报道作为核心内容的刊物ღ◈✿。《上海新报》和《香港中外新报》是《广州新报》最突出的信息转载来源ღ◈✿，后者以“广州”嵌入报名ღ◈✿，又大量登载各类新闻报道ღ◈✿，无疑期望将自身嵌入前者所代表的立足城市ღ◈✿、传递新闻的办报趋势ღ◈✿。然而ღ◈✿，该定位却与嘉约翰等人作为医学传教士的主体身份ღ◈✿、传教目标ღ◈✿、行动方式并不吻合ღ◈✿。《上海新报》等刊物之所以能够取得较大成功ღ◈✿，并不只是因为它们立足城市ღ◈✿、注重新闻的办报定位ღ◈✿，更因为它们采用了依托商业力量ღ◈✿、注重商业新闻ღ◈✿、强调商业运作的商业化模式ღ◈✿。一言以蔽之ღ◈✿，它们都是商业报纸ღ◈✿，格外重视登载广告ღ◈✿，不断缩短发行周期ღ◈✿，且与《北华捷报》《孖剌报》等成熟的英文商业报刊出自同一机构（李小青ღ◈✿，2021ღ◈✿；卓南生ღ◈✿，2015ღ◈✿：123-124）ღ◈✿。反观《广州新报》ღ◈✿，作为医学传教活动的产物ღ◈✿，它完全摒弃商业广告ღ◈✿，发行周期上也选择较迟滞的周刊模式ღ◈✿，连原创性新闻报道也很少出现ღ◈✿，反而大量登载有原创价值的西方科学知识ღ◈✿。因此ღ◈✿，从内容偏好ღ◈✿、行动目的ღ◈✿、办报模式等内在诉求上看ღ◈✿，它继承的又是《遐迩贯珍》《六合丛谈》等早期传教士刊物开创的科学传教路线ღ◈✿，即以科学知识等内容实现宗教宣传的最终目标ღ◈✿。

　　《广州新报》这份糅合了两种新闻观念与实践模式的独特“新报”ღ◈✿，能够拓展我们对于新闻事业和报刊媒介变迁的基本认识ღ◈✿。对广东新闻业来说ღ◈✿，这种糅合意味着该地区的新闻事业并未在19世纪中后期脱离整个中文报业的演进脉络ღ◈✿，它以医学传教活动的独特路径对接了当时沪港两地中文商业报刊立足特定城市的发展趋势ღ◈✿，带来了第一份以广州城市来自我定位的中文“新报”ღ◈✿，代表着该地区中文报业发展的阶段性状态ღ◈✿。对中国新闻业来说ღ◈✿，这种糅合则意味着整个中文报业的早期发展虽存在商业化ღ◈✿、宗教化等多重路径ღ◈✿，但多重路径之间有着充分的借鉴ღ◈✿、互动和融合ღ◈✿，它们共同构成国人自主办报以前ღ◈✿，中文报刊多元摸索与尝试的过渡时代ღ◈✿。而对报刊媒介本身的变迁来说ღ◈✿，这种糅合则意味着即便是单一媒介自身的形态演进ღ◈✿，同样具备多种可能性ღ◈✿。它会受到不同实践主体ღ◈✿、实践时间ღ◈✿、实践空间等因素的影响ღ◈✿，进而呈现出多元面貌www.918.comღ◈✿，影响到媒介内容ღ◈✿、媒介形式的新旧交替ღ◈✿。就此而言ღ◈✿，对近代报刊媒介的历史性考察ღ◈✿，依然有许多新的研究课题有待展开ღ◈✿。

　　综上ღ◈✿，可得出以下几个与以往新闻史研究不同的结论ღ◈✿：（1）《七日录》创刊于1865年2月2日ღ◈✿，终刊于1871年3月9日ღ◈✿。它的发起人和筹办人是嘉约翰ღ◈✿，历任主编依次为湛约翰ღ◈✿、丹拿ღ◈✿、丕思业ღ◈✿、嘉约翰ღ◈✿；（2）《广州新报》创刊于1871年3月10日ღ◈✿，终刊时间很可能是1872年2月2日ღ◈✿，创办人和主编均为嘉约翰ღ◈✿。花之安ღ◈✿、艾约瑟等传教士是该刊核心撰稿人ღ◈✿，其内容对近代教育史ღ◈✿、文学史ღ◈✿、出版史和报刊史等领域有重要价值ღ◈✿；（3）《广州新报》是《七日录》改版后更名的产物ღ◈✿，两者都是综合性单页式新闻周刊ღ◈✿。《广州新报》并非医药专刊ღ◈✿，不以医药内容为主ღ◈✿，也不存在英文ღ◈✿、日文等多语言发行的版本ღ◈✿；（4）《广州新报》与1880年同为嘉约翰创办的《西医新报》没有承接关系ღ◈✿，后者而非前者才是中文医药专刊ღ◈✿；（5）《七日录》《广州新报》《小孩月报》《西医新报》等19世纪中后期的多份广东中文报刊均与嘉约翰有关ღ◈✿，它们均为西方医学传教活动的产物ღ◈✿，与在华医务传道会等医学传教组织密切相关ღ◈✿；（6）作为广东地区的第一份“新报”ღ◈✿，《广州新报》提供了一个理解“新报”的地区性样本ღ◈✿，它承接了此前教会报刊的许多基本理念ღ◈✿，又糅合了商业报刊诸多观念和形式特征ღ◈✿，见证了该地中文报刊较为独特的发展路径ღ◈✿。

　　在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历史上ღ◈✿，广东扮演过关键角色ღ◈✿。作为早期西人进入中国内地的唯一通道www.918.comღ◈✿，广东孕育了最早一批内地新闻业ღ◈✿，《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刊物长期是学界关注的热点ღ◈✿。两次鸦片战争后ღ◈✿，到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ღ◈✿，正值中国报刊数量不断增多ღ◈✿、办报理念渐趋成熟的重要转折期金星jxd游戏下载ღ◈✿，但广东的报业地位已不复存在ღ◈✿。因广州沙面租界的中文报刊不仅在数量上比不上香港ღ◈✿、上海ღ◈✿，其影响力也完全比不了上海的《申报》等刊物（赵建国ღ◈✿，2020ღ◈✿：182）ღ◈✿，所以19世纪中后期的广东新闻业淡出了学界视野ღ◈✿。《七日录》和《广州新报》在二次鸦片战争后填补了广东中文报业的空白ღ◈✿，不仅将同时期的中文报业理念带到广东ღ◈✿，也与全国其他地区报刊多有互动ღ◈✿，共同拼贴了19世纪中文报业的生长图景ღ◈✿。这表明ღ◈✿，对地方新闻事业之持续性的关注ღ◈✿，有可能从区域视角窥见中国近代媒介变迁的别样面貌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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